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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淇和唐绮阳 唐绮阳个人资料

2017-08-09 综合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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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析建设雄安新区为何堪称“千年大计”

参考消息网4月12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11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在中国,城市历来都是政治中心,资源跟着权力跑。大城市集中优质资源,因而也变得拥挤不堪。要“疏解”这个困局,就要通过政府权力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

郑永年认为,日前中国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震动中国,其直接社会效应就是造成了一个“淘房热”。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沉浸在房地产热潮中,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和房地产联系起来。也正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建设新区必然涉及到房地产,也会涉及到产业、城市建设等其他所有方面,但这些仍然只是新区的一些要素,是新区要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的问题,并不能回答新区本身是什么、其意义何在的问题。可是,如果把新区建设放在中国探索“新型城市化”框架里,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也更为合理了。

郑永年认为,雄安新区担负七个重点任务是对一种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和对一个新城市愿景的描述。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或者造城,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产业升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而旧的城市化模式即“大城市化模式”已经对这些方面的改革构成了极大的阻力。

郑永年认为,“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显表现在几个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的人口不断膨胀,但还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这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这也就是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区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之前,通州建设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纳从北京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同样,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据这些年的讨论,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

郑永年认为,在实际层面,新区不仅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条件。“大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当然,既得利益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来自政府本身,而且也来自社会。因为中国城市所特有的等级性(即城市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大城市是既得利益的聚集地也不难理解。城市级别越高,优质资源越高度集中。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建国之后,国家几乎把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所有方面,结果人们便纷纷涌入首都。北京的住房、医院、学校等等各个领域变得拥挤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读成为优质资源的分散化。通过分散优质资源,来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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